MDD
世卫组织估算，全球共约.5亿名抑郁症患者，作为一种常见病，抑郁症已成为仅次于癌症的人类第二大“杀手”。
近年来，抑郁症有明显的低龄化趋势。相较于成年人，青少年的抑郁症更不容易被发现。当亲子关系需修补、社交恐惧待克服时，其背后不是个人，而是一个个家庭。
抑郁症的征兆常常被打发为“叛逆期心理”而被忽视，造成了拖延。青少年抑郁并不仅仅是糟糕的情绪和偶尔的忧伤——事实上，它是一种严重影响孩子生活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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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抑郁易感性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了探索抑郁易感性(包括认知易感性和人格易感性)的来源，研究者纷纷将重点放在抑郁个体神经生理基础及早期家庭影响因素上。研究结果证实了家庭对于儿童与青少年抑郁易感性及抑郁的发生和持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内容主要涉及生理遗传、父母冲突、教养方式、亲子关系及家庭背景等方面。
遗传与生理基础1
遗传学
抑郁具有中等程度的遗传性，双生子遗传力达到7%。目前，大多数抑郁研究考察了5-羟色胺系统基因、多巴胺系统基因与抑郁的关联，如5-HTTLPR，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MAOA，单胺氧化酶A)基因、COMT，儿茶酚胺氧位甲基转移酶)基因及DRD基因等。相关候选基因可以通过降解(如MAOA、COMT)和转运(如5-HTTLPR)功能调节突触间隙中5-羟色胺或多巴胺的水平，也可以改变脑内受体数量(如DRD基因)调节信号传导，进而影响个体抑郁水平(曹衍淼等，01)。
而即便是有关抑郁症的遗传学研究，目前也越来越强调，只有充分考虑各种候选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机制，才能真正地弄清楚抑郁症的遗传与发病机制(Borderetal.，)。
脑神经活动
1)左右前额神经活动的对称性
研究证明，个体左右前额神经活动的对称性状况可能是抑郁易感性的一个稳定指标。
)认知神经活动的特异性
Pb波的振幅是目标评价和加工强度的敏感指标，它随目标的有效加工而成比例增长，而这个加工反映了工作记忆的资源(孙天义等，)。GO/NOGO实验范式中，在GO刺激下呈现出的Pb波则标志着个体对目标的识别和确认过程(Picton，)。Houston等(00)的ERP研究发现，在相同认知任务下，有过抑郁病史的健康女孩(1～0岁)所呈现出的Pb波振幅显著小于无抑郁病史的健康女孩。他们强调，这种Pb波的振幅减小情况，是一种稳定特质，而非情绪诱发的状态。
Zhang等()则在对被试进行了严格筛选后(排除情绪障碍病史、药物滥用史、药物使用等干扰因素)，比较了抑郁症患者的健康子女(高易感组)与父母无抑郁症病史的健康子女(低易感组)在GO/NOGO实验范式下的Pb波情况。该结果证实，抑郁的高易感组在GO刺激下呈现出的Pb波的振幅显著小于低易感组。他们由此进一步假设，这种Pb波的异常情况标志的是抑郁易感性的特征，而非亚临床水平抑郁或者其他未检测出的心理障碍。
家庭因素1亲子互动目前，父母患有抑郁症对其子女抑郁而言是一个最大的风险因素，这种风险性既可能来自其遗传影响，也可能来自其造成的环境影响。Garber()总结已有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家庭普遍存在不良的依恋、沟通、凝聚、社会支持、孩子教养、过度批评、苛刻的家教以及不适宜的生疏关系等问题。抑郁症患者与他的配偶与孩子间都更加容易发生冲突，沟通也更加困难；抑郁症患者父母更容易产生敌意，较少有精力或是温情投入给他们的孩子。而低水平的父母温情、高水平的敌对心理、愈演愈烈的亲子冲突都预示着子女内化障碍的发生。
如前所述，依恋理论对于理解个体有关抑郁的风险性与保护性因素的形成非常重要。国内也有研究表明，与安全依恋型青少年相比，不安全依恋型青少年普遍自信水平低，回避解决问题，有更多功能失调性行为与愤怒表达，其中尤其是矛盾型依恋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现内化症状与自杀行为(程文红和王祖承，)。有关儿童抑郁与父母情感表达(指家人对个体的情感反应)的研究发现，儿童抑郁的发生和维持与父母不良的情感表达有关，表现为亲密性、支持性差，参与少，批评拒绝水平高(Asarnow，)。在教养方式方面，专制与忽视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最容易出现抑郁。
国内也有相关研究成果，如程文红等()考察抑郁障碍青少年患者病前家庭因素发现，与正常组相比，患者组7.5%存在早年负性生活事件经历(分离、虐待等)；患者组父母.%有心理障碍，相比于对照组，他们在子女教养方式上呈现出更多缺乏关心或过度控制等问题；6.9%患者家庭存在情感表达困难，5.1%患者父母教育态度不一致。另有文献(KimandGe，；XiaandQuian，)总结多年来以华人为被试(包括中国大陆人和美籍华人被试)的相关研究指出，中国个体从父母那里感受到的温情、理解总是与抑郁呈负相关关系，而拒绝、过分保护和严格的管制与抑郁总是呈正相关关系。Liu(00)对中国台湾地区青少年的研究还发现了性别差异，即相对而言，与母亲的互动关系对女孩的抑郁影响较大，而与父亲的互动关系对男孩的抑郁影响较大。
父母关系经典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父母的婚姻冲突有可能引起儿童的自尊受损及自我谴责或自我惩罚，从而导致抑郁。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一致性地支持了父母婚姻冲突与破裂对于青少年抑郁的影响(胡赤怡等，00)。其中有研究表明，父母离异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是多元的，父母离异、父母间冲突、母亲身体健康状况不良、母亲抑郁心境、母子关系不良5个因素中的任意个，在青少年期间同时或者累加出现，都有可能导致青少年以及成年早期的抑郁；女孩比男孩更容易受父母离异的困扰而出现抑郁。特别是，相对于婚姻关系存在严重冲突但已离婚或分居的父母，婚姻关系严重不良但仍维持表面稳定的家庭，其子女抑郁风险性更高。
家庭经济水平许多研究证实，家庭贫穷、父母的文化程度偏低等因素会加大儿童出现抑郁等情绪问题的可能性(孙燕青，)。Birmaher(6)则认为经济不良会导致父母养育方式不一致，拒绝行为增加，关心减少，支持少而且更加专制，从而造成子女容易抑郁。
进一步的研究显示，贫穷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是动态、累计和连锁性的(Yoshikawaetal.，01)。基于美国国家数据的前瞻性纵向研究发现，贫困家庭的儿童与青少年在1岁之前罹患抑郁症的比率显著较高；这其中，父母的低社会经济地位水平、家庭破裂关系以及居无定所的生活状况都是可能的原因。首先，父母失业或工作机会限制家庭的经济状况，也就限制了家庭购买儿童心理健康发展所需的安全环境及资源(食品、教育、住房等)的能力。其次，恶劣的家庭经济状况会减少父母的心理资源，降低其养育子女的能力。比如，工作的不稳定性会增大父母日常心理压力、养育压力，使得他们无力对孩子提供充分而有效的照顾；失业会给婚姻关系带来困扰，增加婚姻破裂的可能性，进而影响孩子的心理；父母会因贫困而情绪不良，进而导致对孩子无原则的惩教……这些状况恰恰与儿童早期的不安全依恋有很大关系。第三，贫困社区内较低水平的学校教育质量、恶劣的邻里气氛也都持续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带来消极影响。最后，父母的贫困压力还会长久地激活孩子的生物应激系统或免疫系统，从而以生理性的途径破坏孩子心理健康。
如何预青少年防抑郁？
目前，世界各国的心理健康服务都逐渐将工作重点从对心理疾病的治疗转移到预防上来，相应的实证性干预研究也越来越多，其中以抑郁预防的研究最为广泛。美国国家心理健康中心在一项战略性规划中提出：“那些细致描述认知、行为等方面易感因素是如何影响情绪障碍的发生与持续的研究有助于发展出科学有效的预防性干预措施”，而实证性干预研究可以反过来“提供一个检验各种阐述情绪障碍发生机制的理论及其相应干预思想的机会”(InselandNakamura，00)。因此，实证性的预防研究必须以发展性的理论与基础研究作指导，而实证性研究的结果又可以用来对理论加以验证和完善。
大部分抑郁预防研究都以学校里的儿童和青少年为被试。究其原因，首先，在学校内收集被试和实施干预最为方便；其次，青少年阶段(特别是1～1岁)已经被证实是抑郁预防的关键时期(Stern，)。另有大型青年研究结果显示，18岁是抑郁症发病的第一个高峰期(Hankinetal.，8)。可见，将18岁之前的儿童和青少年作为预防对象将会大大降低抑郁症的发病率。
抑郁预防的重点与措施是什么？
1消极认知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纵向研究表明，消极的认知模式(包括低的整体自尊、消极思维方式等)可以有效预测未来抑郁水平的增长，且这些消极认知方式通常在与消极生活事件的交互作用下产生最大的影响效果。但是，也有人质疑消极认知究竟是因果关系链上的一环，还是只是抑郁的伴随症状或结果。
基于大量来自基础研究及临床治疗效果的证据，大多数抑郁预防项目中都将认知重构作为一个干预的重要一环。关于认知行为方法预防干预的研究也最为丰富。Horowitz和Judy()的多元分析表明，0项研究中的19项都将认知行为技巧作为预防项目的主要特点，包括认知重构、问题解决、自信训练、认知应对策略等。其中，8项研究检验了由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者围绕认知方式所制订的“宾夕法尼亚抑郁预防项目”。总体而言，该项目使得青少年在干预后及干预后两年内的抑郁水平都比较低，且效果显著。Clarke等()对儿童的认知行为干预则表现出更加具有说服力的预防效果，其研究发现，相对于控制组，干预组不仅自陈抑郁水平较低，其临床抑郁症的诊出率也低于控制组。
目前，有关认知行为方法的抑郁预防研究也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