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概况
为了进行这项研究，Quentinhuis和他的团队招募了一些患者，他们都经历过复发或严重的抑郁症，并且病情正在缓解，也就是说没有或几乎没有症状，但仍在接受治疗。独立于研究之外，这些患者已经决定停止服用抗抑郁药。根据不同的奖励水平，给每个参与者一个任务，来衡量他/她付出努力的意愿。之所以选择这种类型的任务，是因为科学文献表明，抑郁症的一个特征是不愿付出获得奖励所需的努力。研究人员希望进一步研究这是否可能是潜在复发的一个指标。年7月至年1月期间，在苏黎世和柏林收集了名患者和66名健康对照组的数据。所有经历过抑郁症的人都完成了两次任务：一次是在停药之前，另一次是在停药之前或之后。所有受试者在研究结束后还要随访6个月，以监测他们的复发情况。为了测量决策时间，研究参与者被要求完成一项任务：给气球充气，赢取积分。这项任务包括敲击电脑键盘上的一个键来获得一定数量的虚拟点。参与者有5秒钟的时间在两种选择之间进行选择：根据试验情况，可以轻敲键盘20次（付出较少的努力）获得1分，或者重敲次（付出更多的努力）获得3-7分。一旦参与者做出决定，他们就有40秒的时间按键来给虚拟气球充气。当达到充气次数时，气球破裂。每个参与者需完成任务60次。结果
共例患者(平均[SD]年龄34.5[11.2]岁;94名女性[76%])和66名健康对照组(平均年龄34.6[11.0]岁岁);49名女性[74%])。在主样本中，患者平均(SD)决策时间(n=74)比对照组(n=34)更慢(1.77[0.38]秒vs1.61[0.37]秒;Cohend=0.52;P=.02)；与没有复发的患者(n=39)相比，那些停用抗抑郁药后复发的患者(n=21)决策时间更长(1.95[0.40]秒vs1.67[0.34]秒;Cohend=0.77;P.)。这种较慢的决策时间预测了复发(准确率=0.66;P=.)。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患者对奖励的投入更少(F1,98=33.;P.)。患者的平均努力敏感性也高于对照组(患者为0.31[0.92];对照组-0.08(1.03);Cohend=0.51;P=.05)。简而言之，患者的决策时间(平均1.77秒)比对照组(平均1.61秒)更长，而在缓慢停药后复发的患者中，决策时间更长(平均1.95秒)。研究人员可以证明，对于三分之二的人来说，做出决定的时间正确地预示了未来的复发。结论和相关性
本研究发现，付出努力的决定与抗抑郁药物停药后的预期复发风险有关，并且可能代表了无症状的缓解期的一个持续的疾病过程。在抗抑郁药物停用相关的临床决策中，与努力相关决策的标记物可能会为其提供依据。躺在床上还是起床?
研究使用了计算模型来了解任务中涉及的机制。该模型表明，选择的性质(小努力获得小回报或大努力获得更大回报)可以区分先前抑郁的人和健康的人：前者更多地选择需要最少努力的选项。研究人员认为，在这些人中，抑郁症实际上可能会持续存在，只是暂时未表现出症状。该模型还表明，处于缓解期的人对努力更敏感。IsabelBerwian这样解释这个发现：“想象一下，有一天晚上你已经在床上了。一些朋友邀请你去城里吃冰淇淋。一个健康的人很可能会起身出去。患有抑郁症的人更有可能卧床休息。即使这是他喜欢做的事情，因为看起来也太麻烦了。”尽管这项研究发现，人们做出决定所花的时间可以预测抑郁复发的风险，但将这一发现应用于实践还为时过早。IsabelBerwian说：“这一指标很有希望，但在目前阶段，我们不能声称找到了‘解决方案’。由于我们的规模相对较小，因此需要在更大的样本上验证结果。这对研究人员来说是个挑战，因为很难找到适合这类研究的患者。Quentinhuys现在是伦敦大学学院的副教授，他和他的团队也在研究抑郁症复发的其他潜在指标。例如，他们正在研究在看悲伤电影时，患有抑郁症的人和健康人的大脑活动是否不同。这项研究是在苏黎世大学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转化神经建模部门以及苏黎世大学精神病学诊所医院合作进行的。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项目资助计划使科学家能够独立地开展他们自己选择的主题和目标的研究项目。参考文献IsabelM.Berwianetal.ComputationalMechanismsofEffortandRewardDecisionsinPatientsWithDepressionandTheirAssociationWithRelapseAfterAntidepressantDiscontinuation,JAMAPsychiatry().DOI:10.1/jamapsychia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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