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治疗的进展，内摄型抑郁者投射的敌对态度逐渐减少，他们开始直接体验到自己针对治疗师的愤怒和批判。此时，他们会声称并非真的期待得到帮助，而且治疗师的努力毫无意义。经历这一阶段对于治疗师而言十分重要，不仅要认识来访者的改变，还要理解他们的借题发挥，以此发泄之前因过度自我批评的积怨。情感依赖型抑郁者也会随着治疗的深入而变得抱怨挑剔，因为他们被迫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即便与治疗师关系亲密，治疗仍是第一要务。我注意到，此时，治疗师越是能够鼓励他们畅所欲言，他们在治疗之外就更容易独立自主。随着精神药理学的发展，如今更多的抑郁患者都能够得到适当的治疗，在药物控制下，我们也更能对精神病性来访者的抑郁驱力进行分析。在锂和其他化学物质的抗抑郁作用被发现之前，许多边缘型和精神病性抑郁者顽固地确信自己品质恶劣，认为治疗师对他们深恶痛绝、避之不及，而且对治疗师的真挚的奉献也不抱任何希望，因此他们无法忍受自己内心依恋带来的痛苦。有时他们会在治疗数年后，因为不能忍受心中刚燃起的希望有可能遭受毁灭性打击而选择自杀。较为健康的内摄型抑郁者常常比较容易相处，因为他们的自我攻击一般深藏于潜意识之中，且在治疗的意识化的过程中很容易转化成自我不协调性。较为严重的患者则多需要药物控制抑郁情绪和消极观念。抑郁患者在服药状态下，较少出现边缘型和精神病性来访者那种广“泛而强烈的自我憎恶感，他们的抑郁驱力在药物的作用下会变得相对自我不协调。在治疗的康复阶段，自我憎恶感会重新浮出水面，这时我们应像分析神经症性抑郁者那样处理他们的病理性内摄。较为健康的情感依赖型抑郁者尽管被动，缠人，但与人相处较为友善。
而边缘型和精神病性抑郁者就很难做到，他们认为治疗师应该直接替他们解决问题，药物的作用也会加剧他们的信念:帮助只能来自外界，自己只需坐等拯救。
营造宽容、尊重的氛围，给予真诚和共情的理解，对于治疗抑郁症或抑郁倾向的患者十分重要。无论是人本主义、精神动力学还是认知行为取向的疗法，都强调与来访者之间的连接，而这种连接在抑郁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尤为重要。这种固定模式对某类患者(比如精神变态患者和偏执者)有可能会束缚治疗师的手脚，但不得不承认，这类通用的态度对抑郁者而言却至关重要。他们天性敏锐，擅长捕捉细微的情绪变化，以此印证自己的被批评或被排斥的感觉，所以治疗师必须努力保持恒定的态度、不存偏见的稳定情绪。
若要有效治疗边缘型和精神病性内摄型抑郁者，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引导他们如何与真实的、有情感的客体建立安全的联盟。他们认为自己不惹人疼爱，还害怕遭到拒绝，通过揣测来检验自己的不良预感，因而他们欲言又止、焦虑不安。所以治疗师需在来访者意识中形成不良预期之前，给予其无条件的接纳，才能接受这类来访者的检验，以真实的情感改变他们的猜测。
治疗师若鼓励抑郁患者直面自己的负性感受，会招致抗议，他们不愿冒险把敌意指向治疗师:“我怎么能对最需要的人发脾气呢?”治疗师应避免自己也陷入这种绝对的思维模式。(可惜不少治疗师也具有抑郁倾向，因此很容易与来访者产生共鸣。)应向来访者指出:这种思维模式是错误的，即假设愤怒会驱使人们分离，实际上真情袒露不仅不会破坏与他人的关系，更可能会增进亲密感。只有对真情袒露做出病态反应时，表达负性情绪才会成为亲密关系的障碍，而这种病态情绪反应在正常的成人交往中很少见到，但却在抑郁者童年经历中屡见不鲜。对治疗师的恩将仇报经常发生，为了提高来访者(尤其是内摄型抑郁者)的自尊，自我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有效的建议:避开他们的自我，直接攻击其超我。
如果一个来访者因为嫉妒朋友的成功而自责，若治疗师告诉他:嫉妒是正常的情绪反应，既然没有付诸行动，就不应该自我贬低。这时来访者很可能报之以沉默和怀疑。如果解释带有批评意味，抑郁者也会欣然接受(“既然治疗师批评我，那一定有道理，我也知道自己不是什么好人”)，这样批评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批判性内化。但如果治疗师说:“嫉妒有什么不好吗?”或开玩笑地说他比上帝还要纯洁，再或很自然地告诉他治疗师若鼓励抑郁患者直面自己的负性感受，会招致抗议，他们不愿冒险把敌意指向治疗师:“我怎么能对最需要的人发脾气呢?”治疗师应避免自己也陷入这种绝对的思维模式。(可惜不少治疗师也具有抑郁倾向，因此很容易与来访者产生共鸣。)应向来访者指出:这种思维模式是错误的，即假设愤怒会驱使人们分离，实际上真情袒露不仅不会破坏与他人的关系，更可能会增进亲密感。只有对真情袒露做出病态反应时，表达负性情绪才会成为亲密关系的障碍，而这种病态情绪反应在正常的成人交往中很少见到，但却在抑郁者童年经历中屡见不鲜。对治疗师的恩将仇报经常发生，为了提高来访者(尤其是内摄型抑郁者)的自尊，自我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有效的建议:避开他们的自我，直接攻击其超我。如果一个来访者因为嫉妒朋友的成功而自责，若治疗师告诉他:嫉妒是正常的情绪反应，既然没有付诸行动，就不应该自我贬低。这时来访者很可能报之以沉默和怀疑。如果解释带有批评意味，抑郁者也会欣然接受(“既然治疗师批评我，那一定有道理，我也知道自己不是什么好人”)，这样批评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批判性内化。但如果治疗师说:“嫉妒有什么不好吗?”或开玩笑地说他比上帝还要纯洁，再或很自然地告诉他性!”那么他或许更容易接受。
总之，在治疗抑郁人格的来访者时，治疗师应该接受甚至欢迎对方质疑我们头顶的光环。被理想化的感觉固然不错，但对治疗进展有所不利。与期精神分析派别的治疗师已经意识到，当抑郁症患者开始对治疗产生挑剔或不满情绪时，说明治疗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尽管他们当时只是以液压原理来解释这种现象(即愤怒能量由内转向外部)，而当代分析师则更多会从自我价值感进行解读。最终抑郁者摆脱“自我贬低”的状态，并将治疗师视作会犯错的普通人。若一味对他人理想化，则势必保留卑微的自体。最后一点非常重要，条件允许的话，应尽量让抑郁者自行决定何时结束治疗，同时表示欢迎他随时回来做进步的分析，并预测未来可能遇到的各种困境(人们常以为，重返心理治疗，无异于宣告治疗失败，或来访者未被完全“治愈”)。由于造成抑郁的原因常常来自于抑郁者早年无法避免的分离，这种分离又使成长中的儿童难以体会到父母的爱意和保护，儿童因此才被迫切断关系纽带、用抑制来抵御这种分离，逐渐形成抑郁人格。因此在治疗的结束阶段，治疗师必须对这类人格者的分离主题给予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