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晚，澎湃新闻镜相栏目举办“世上没什么文青生存指南，你开心就好”直播分享会，邀请《好心情手册》一书作者、知名原创音乐人邵夷贝在线上接受访谈。本次分享会由镜相栏目特约撰稿人林子尧主持。
内卷化时代，“丧”的人越来越多，“开心”的人越来越少，研究生写不出论文，打工人做不完工作，激烈的竞争和无法排解的压力让这个社会患上了“抑郁”的时代病，以前见面问“今天心情如何”，现在见面却是“今天你网抑云了吗”。
今年的疫情让整个世界更是陷入悲伤与压抑的泥潭。经历过网络暴力，从初生代网红走过来的邵夷贝更是感同身受。本期直播，在与邵夷贝的对话中，我们共同探讨了当代年轻人抑郁的症结所在，以及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该如何建立自己的开心法则。
以下为直播分享会内容整理。
01
不是有钱出名才会更快乐
林子尧：邵夷贝毕业于北大新闻系，又在清华进修了积极心理学。年以一首《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红遍网络。作为早期的网络红人，随之而来的网络暴力又使她沉寂下去。两年后，她带着新书《好心情手册》归来，有一番成绩后，她更加笃定自在，自有一番光芒，自有她独特的魅力。
你是北大新闻系毕业的，之前一直听说北大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和你本人的精神气质相契合吗？
邵夷贝：这8个字和我是非常契合的，但我觉得这和学校关系不是特别大，从我喜欢的作品、喜欢的作者的价值观来讲，都在讲这件事情：追求多元、更自由的生活，理解别人不同的生活。
王小波引用过罗素说的“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源”。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讲，我们每一个人活成不一样的样子才会更快乐。大家现在特别容易不高兴、不幸福的原因就是价值观太单一了，有钱有名了才快乐，所有人都在追求同一个方向，成功的人害怕失去，得不到的人又想要得到。北大校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是我在校期间的感受，大家并没有追求一个统一的标准，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方向，这其实蛮好的。
林子尧：在北大的4年，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邵夷贝：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我们学校有很多的社团，在社团里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没有按照固定的标准或模板生活，这对我以后选择生活、选择职业都有很深的影响，会更多地选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林子尧：我记得你之前有提到在北大成立了摇滚社，可以讲一下这个经历吗？
邵夷贝：我那个时候特别喜欢乐队，当初考到北京也是因为我喜欢的那些乐队都在北京，像今年《乐队的夏天》里面有几支乐队，比如木马、声音玩具，都是我那时候特别喜欢的，组乐队是我当时刚到学校时的愿望，但那个时候学校里只有一个吉他协会，并没有摇滚协会，去了学校以后我加入了校内的一个论坛，叫摇滚版。摇滚版组织了一次线下聚会，大家就突然决定做一个摇滚社团乐队。我和师兄师姐们混在一起，成为了社团最小的创始人之一，成立了“北大现代音乐社”。
木马乐队VCG
林子尧：后来乐团有演出吗？邵夷贝：我们社团里有好几支乐队，那个时候我是鼓手，玩特别重的音乐，有挺多演出的，主要是在校内的社团活动，也参加了“十佳歌手大赛”，成为了第一个拿到歌手大赛奖的乐队。在校外演过几次拼盘的演出，和当时很喜欢的乐队同台，给他们暖场。
林子尧：你一直有这种摇滚内核的吗？还是天生的东西？
邵夷贝：天生吧。我后来反思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每个原生家庭的教育方式都会影响到子女的成长和性格，我就是小时候被管得太严了，因为我妈妈是班主任，让我还蛮自律的，但另外一方面我又很想挣脱这种管束，所以从小学毕业以后我就特别叛逆，一直到现在都还蛮叛逆的。
林子尧：当时你还讲过你自己很喜欢《局外人》这本书，你觉得自己跟主人公像吗？
邵夷贝：挺像的。这可能也和我的成长有关，我的家长比较严格，可能不太在意你的感受，更在意你有没有按他们要求做，所以我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感受，比较难放松地展露自己的情绪。《局外人》其实也是这样一个状态：永远在局外，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去观察身边。
随着这些年互联网的发展，大家慢慢进入到一个更旁观、更冷漠的状态。包括最近经常聊到的很多人都选择独居，不太知道怎么去跟朋友建立很稳定的关系。这些已经慢慢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状态。加缪存在主义的预言从人性的角度拿捏的还是很准确的。
林子尧：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在生活中冷眼旁观，但是这种情绪又被带入了自己创作中，迸发出一些更激烈的东西？
邵夷贝：对，其实我的内在感受或者情绪都蛮敏锐的，只是我很难通过闲聊，或者在生活里把它表达出来，但有一个渠道，就是通过创作去输出了。
02
我很叛逆，但创作让我找到自己
林子尧：我觉得你的作品很多时候是比较激烈但能够让人有共鸣的东西。不仅仅是音乐，可能还有其他类型的创作，像写作这类的创作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邵夷贝：写作要感谢我妈妈，小时候她逼我写日记，确实对我的写作有帮助，我很小就开始习惯性的记录，大概中学时就开始给报社投稿。但真正的系统的创作是从开始写歌以后。打鼓也是一种创作，它是一种结合情绪的音乐创作。
林子尧：你打鼓的样子应该蛮帅的。在你印象中，之前有没有类似写书的创作是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的？
邵夷贝：中学时候我也出过地下小刊物，现在想想挺中二的，但那个时候就感觉好像在做一些很叛逆的事情，在小杂志里表达一些很过激的看法，有时候“骂骂老师”，大家私下传阅，最后书被教导主任给收走，还被约谈。但从那个时候我开始体会到创作的快乐，能够抒发一些生活里可能没办法抒发的但是更尖锐、更尊重自我的一些表达。
林子尧：你从小好像是一个“叛逆的好学生”。
邵夷贝：我上小学的时候是很乖的，中学以后蛮叛逆的，但是我永远会在最后考试的关键时候发挥得很好。
林子尧：你毕业后为什么没有继续做新闻？
邵夷贝：因为我在报社实习过一段时间，在读者热线接电话。我学新闻是觉得这个职业非常有力量，有影响力，可以帮助到很多人，但实习的那段时间就非常无助，最需要帮助的人，你却帮不到他们，有很多恶性事件不能报道，有些人因为各种关系问题背景我也没办法接触，我只是一个小记者。真正能报道出来的，可能就是“下水道堵了”“谁家里生蚂蚁”这种。所以我特别无力，想象中的媒体的力量并没办法展示，也没有什么自由创作表达的空间，所以我就觉得还是创作更自由一些，更尊重自我一些。
林子尧：对你来说，重要的是不是自己要做的事是有用的，或者对这个社会是要有益的，能让你找到价值感的？
邵夷贝：对。我一直是一个蛮理想主义的人，或者说我们那个年代的北大还是挺理想主义的，有一种家国情怀，就觉得我要让周围更好，让国家更好，就是忧国忧民嘛。但其实自己并没有能力真的做什么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后来就想，我至少可以通过创作去记录一些我看到的事情。
03
那首让我一夜爆红的歌，我并不感谢它
林子尧：你创作《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的时候是什么心态？你有想过它会一下子有那么大反响吗？
邵夷贝：完全没有，那是我写的第3首还是第4首歌，之前没写过歌，就学了4个和弦，然后开始弹唱。我喜欢写的很多都是那种“大词儿”的歌，像“改变世界”这种，但这首歌就纯是朋友之间那种聊天式的、调侃性的，类似于音乐脱口秀的风格。
林子尧：你现在回头去看这首歌和10年前看它有什么不一样吗？你自己会喜欢它吗？
邵夷贝：十年前很不喜欢这首歌，是因为所有人都认为我只有这一首歌，他们觉得我就是一个脱口秀演员，只会唱段子，不是一个音乐人，我努力去让大家听到其他的歌，但因为这首歌红了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