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静而深的第6个情感实录。
本文根据北大硕士王猛（化名）的一篇引起网络热议的“万言书”整理而成。
01
年春节前几天，我正式写信与家人决裂。信的末尾咬牙切齿，“记住，在世界的一角，有一个伤痕累累的灵魂在恨着你们。”父亲回信说我，“病得不轻”，建议我“回家休养”。我没理他。
至今，我已12年没有回家过春节，也拉黑了所有与父母的沟通方式，与“家”彻底告别。
我不会主动联系家人，也不会回复任何消息。
这一步充满无奈、心酸，这期间有太多的机会，但凡他们抓住了一次，都不至于此。
然而，命运总是如此地捉摸不透，仿佛一定要让我们割裂。
我知道，一定有无数人骂我不孝，但我不在乎了。
如今，我专攻心理学，却深陷抑郁症，只能在学习和实践中，慢慢修复长达三十年的伤痕。
02
我是80后，男，来自小城清阳（化名），父母都是体制内普通人，文化程度在同龄人中较高。
两三岁时，母亲总喜欢把我打扮成女孩，穿上裙子，扎些小辫子，叫我“芽芽”，用很亲切的语气这个我这个“假女儿”说话。
这些都是我大了后，母亲讲给我听的。她讲得绘声绘色，如痴如醉，仿佛真的有一个听话的小女儿。
我没有上过幼儿园，五岁半直接进小学。
母亲喜欢把我关在家里，包办所有的事情。每天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玩什么玩具，都是母亲指定的。经常，父亲觉得太过分，会和母亲发生争执。
二年级初秋的一天，全班文艺汇演。前一天，班主任交代让大家统一穿及膝短裤。可当天，母亲非让我穿长裤，我提出带上短裤备用也不准。
结果当天班主任很不满。我抱着最后的希望，把裤腿卷起来，被当众怒斥。
本来就胆小腼腆的我，在班里更加沉默寡言。
我没有告诉班主任是母亲不允许，只说自己忘了。因为他们平常低头不见抬头见，我怕他们因我起争执。
03
因为从小动手能力就比较差，一个小学同学开玩笑，“你很聪明，但不会剥鸡蛋”。
这话传到我二姨那里，她经常当面取笑我，“学习好有什么用，连鸡蛋都不会剥！”
我抬头看看父母，希望得到他们的保护。可是父母站在旁边，一句话不说。
那时我太小，并不懂得反驳，只是开始不自觉地抠指甲。现在终于知道，这是焦虑症状。
但父母哪里懂，他们只是训斥我，“你抠什么抠呀，哪个男孩子抠指甲？”
04
从那以后，只要是需要动手的实验课，我都异常紧张，深怕做错。
可是越怕越错。
小学六年级的一次科学课，我和同学一起做实验，把电池、导线、开关、灯泡串联成一个回路。
七手八脚连好后，却发现，开关合上灯灭，开关打开灯亮。
老师指出，我们错连了两条并联电路。
这本来没什么，可是，二姨的那些嘲笑再次在我耳边响起，“成绩好有什么，剥鸡蛋都不会！”
我心里十分难过，后边的半堂课完全没心思听。
05
小学五年级，父亲听了同事的建议，每周末都会带我到市区上奥数班。
母亲很不愿意，她希望我能老老实实呆在她身边，哪儿也别去。可是拗不过父亲，只好退步。
我很喜欢数学，在班上进步飞快。
一次，我带去的一个文件夹丢了，好不容易找回后，发现已被划坏，并且涂抹得挺脏。
我心疼地擦拭着文件夹，谁知，母亲眉飞色舞地冷笑着，说，“这下，你知道外面的世界多精彩了吧？”
那一刻，我突然诧异，这是我的亲妈吗？
06
不过，这只是奥数班的一个小插曲，因为我认识了一个外校同学小欣。他瘦小机灵，十分友好，我们很聊得来。
小欣从市里顶尖的清阳中学，保送到清华。
他留校读硕的那年暑假，我们又见了面，那时，他已十分圆润。之后，他出国读博，我们偶有通信。
小学毕业，我成绩很好，可是父母毫不商量，让我上了离家近的，单位自办的子女学校。学校新，教学质量差，每年级不到十人。除了几个教师子女，其他人都去市里上学了。那时我太小，无力反抗，只能顺从。
那时，我十分想念奥数班时的快乐，可是父母死活不再给我报课外班。
我感觉到，母亲只想牢牢地把我栓在身边，越近越好。
从那时起，我开始幻想，考上好的高中，再上好的大学，远离这个家庭，独立自主。
07
初二末，单位系统内的几所子女学校合并，成立了第二百五十一中学（化名）。
毕竟是新学校，师资力量无法保证，大部分学生都还是选择去市里的好学校读书，只有成绩差得一塌糊涂的学生才会选择第二百五十一中学。
没有好的生源，就没有升学率。没有升学率，就会导致生源更差。这个道理，单位领导都懂。
但是，他们可舍不得把自己的孩子留在这里当小白鼠。
被领导约谈以后，父母强制让我留在了这所学校。
08
我非常清楚这所学校。我的同学，成绩稍微优异的，都去了市里。
留在这所学校的，都是极其顽劣、捣蛋、不思进取的学生。
这里不仅没有学习的氛围，还会被他们联合欺辱、打骂、排挤。我已经可以预见自己的未来。
“你太小不能骑车。”“XXX去了市里，最后不也才考了某省会大学吗？”“差不多得了，考不上大学能饿死吗？”
我不明白。同样是亲生孩子，我的同学的母亲专门辞职，在市区租房照顾她高中。而我的父母为了自己的前途，一定要让我待在一个垃圾学校，受尽凌辱。
09
高中时，我跟周围格格不入。
每次在认真听讲的时候，旁边总有人朝我吐口水，用笔尖扎我后背，或者在下边使劲踩我脚。
下了课，被同学拖出去打，把我的书撕掉。
我跟父母反映，希望给我调个好座位。
父亲大骂，“同桌有什么影响？”，“最卑贱的狗才想要什么公平！”，“你凭什么让学校优待你？就凭成绩好？哼！”
父亲骂到凌晨一点，而母亲早已酣然入睡。
我在被窝里偷偷落泪。那时的我并不知道，父亲对我严厉地拒绝，其实是对单位领导无声的谄媚。
我不是被父亲的责骂吓哭的，而是担心，自己考不上好大学，就不能远离这个冷漠的家庭了。
10
那天过后，我再也不哭了。无论学校、老师、同学如何对我，欺负我，我都没有再哭过。
哭无济于事，只会让人更瞧不起你。
直到今天，回忆起这段残酷的经历，满怀气愤、伤感，我也没有落泪。
多年以后，给带我做毕业设计的博士学姐写信，感谢姐姐对我的肯定、帮助、关心和尊重时，而立之年的我，潸然泪下。
11
高一、高二两年，我每天的日程如下。
完全按照校方统一课表上课；课堂上抵抗周边学生的骚扰和闲话；课间忍受欺凌，被打耳光、抱摔、掐、言语羞辱；中午回去和家人争执；晚自习再次抵抗周边人的骚扰和闲话；晚上回去再和家人争执。
我说，这所学校不是最适合我的。
父亲阴冷地说，“那也不是最不适合的”，并且极力批判我的“同桌影响论”。
后来我才意识到，比起学习成绩，社交能力和自我意象的损害，才是最严重的。
我已经渐渐对周围所有人生出了怨恨和仇视，内心极度自卑、狂躁。
高二末，一个同学被班上的不良学生用椅子砸伤头部，住院一周，之后全校人人自危。
12
高三时，换了校长和班主任，情况有改善。
鉴于我很有希望在高考中为校争光，学校单独给我分配一间自习室，我的境遇稍微好转，但长期的焦虑感已经形成。
一次模拟考试没考好，我紧张得当众大喊，内心的压力还是丝毫未减。
我实在不敢想象，如果不能考到离家远的地方，该怎么办？
多年以后，在绍兴三味书屋，看到鲁迅为免受门外闹童骚扰，而请求换座位一事，想起父亲批判的“同桌影响论”，一声叹息。
父亲常说，“把你送到好高中，你也受不了里边的竞争！”。
然而，上了大学，我才知道，好学校有比竞争更重要的东西——友谊和关爱。我们能适应残酷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些人性的光辉。
13
还好，天不负我，三年的煎熬过后，北大向我抛出橄榄枝。
直到现在，我也是第二百五十一中学，唯一一个考上清北复交这类名牌大学的，学校自然极力宣传。
接下来，应该是北大学子家庭的无比荣耀、激动的时刻吧。可是我们家的气氛却无比诡异。
母亲时而兴奋异常，时而莫名的发怒或伤感。同事们都劝她，有什么好伤心的。
可是，没用，她在哪里，哪里就充满焦躁、沉闷。这让我也不安。
八月下旬，母亲“强迫”我参加了毕业旅行，和单位里的好几家人一起。
一路上，母亲不停地讲我如何优秀，以及培养我的经验。
我没有完全听清，但她的声音和表情都充满了焦虑、不安。
我印象很深刻，当时就想，母亲为什么愁眉苦脸地炫耀自己的儿子呢？
后来，我才意识到，母亲觉得我要跳出她的控制圈了，所以焦虑不安。
14
这次旅行匆忙、混乱。晚上，有两个小学毕业的小女孩，没给安排住宿。
年轻的男导游突然指着我说，“北大尖子生跟这两个女孩儿一起住，如何？”
气氛一下子僵住，我不知所措，十分诧异。望望父母，他们什么也没说。
最后，住宿问题还是解决了。
进客房后，我很不平地问父母，“导游为什么这么说呢？”
父亲不耐烦地说了几句我也记不清的话，而母亲则是歇斯底里地大骂了我一顿。
返程的一张照片上，我沉重的表情、迷乱的目光和紧张的姿势，完全看不出考上北大的喜悦。
我和父母之间就像隔着厚厚的墙，根本无法沟通。直到今天，我也无法全然理解父母的行为。
15
一个从小生活在父母控制之下，从来没有得到过尊重，在学校里备受欺凌，母亲动辄大骂的孩子，心理缺陷有多大，我一直都明白。
北大高手如云，我又不甘平庸，更不愿承认父母的“你不行！”，于是，大学四年的主题就成了——与过去抗争。
我不仅在专业课上十分认真，更努力研究各种资料，试图治愈自己受伤的心。
16
开学前两天，我见到了大姨，父母委托她照顾我。后来我才明白，父母找了个人，来监控我。
她开场冷冰冰地说，“你妈——那个人，对孩子总管得太死，不愿放手。”
我心里立马不舒服。我不是不同意她的话，事实上，没人比我更了解。但这态度，实在让人没法愉悦。
后来，每次见面，她都故意摆架子，数落我的父母，这让我很难过，渐渐不愿意见她了。
可是父母还是不停催促我去她家。我想，那么多孩子在外地上大学，都没有亲人照顾，不都好好的吗？
我以忙为借口不想再去，父亲居然训斥我，要学会忍受别人。
为什么我不能开心地与自己喜欢的人交往，而必须忍受痛苦来交往呢？
再后来，父母也和大姨因一些事情闹翻了。
17
大一下学期，课业形势严峻，同时，父母频繁给我电话，让我的心理焦虑十分严重。
我找到辅导员，可是她并非心理医生，只能说一些安慰我的话。
我一边渴望自救，一边在焦虑中挣扎。紧锁着眉头咬牙背书、做题，一次次力不从心，做砸专业课实验。
少年时的回忆挥之不去。父亲的漠视、冷笑，母亲的责骂、喜怒无常，让我经常失眠。
努力真的会赢得尊重吗？我真的值得爱吗？活着还是死去？父亲的话，“就凭你成绩好？哼！”“你不行的！”
我时而陷入悲观和迷茫，时而拾起勇气和理想。
我的成长，就是光明和黑暗不断博弈的过程。
18
大三时，我有了出国的想法。父母立马给我推荐了另一个“老朋友”——姚奉献。
姚奉献是外婆的干女儿，在美国生活多年，有着“高大上”的背景。父母极力怂恿我多跟她交流。
我当时就知道，他们又找了一个代理人来监控我。
我不想再跟父母争执，于是敷衍过去。
19
谁知，父母把我的出国计划告诉了姚奉献，而姚则主动提出，要帮我修改出国申请资料。
我不好意思拒绝，就把资料给了她。
她则把材料转手给了另外一个朋友——贾庶炬。而贾只是在原文中加了一个无关紧要的短语。
我担心误事，就请课题组同事帮忙修改。他们认真地读完，并给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
对比之下，姚奉献其人如何，我心已明了。
几个月后，贾庶炬学术造假一事曝光，我在电话中跟姚谈到此事，姚用很难听的话大骂贾庶炬，我心里很不舒服。
无论如何，都是昔日的朋友，何以如此翻脸无情？
父母这边，还是不停催促我，多跟姚交流，“三天一电话，七天一拜访”。
我意识到，父母讨好姚，监控我，同时炫耀自己的北大儿子的心理从来没变过。
尽管他们从不承认，总说，只是想找个人生导师帮帮我。
20
研究生阶段，我选的是心理学。没有了大量的动手实验，学起来得心应手。
只是出国第二年春季，我发现自己经常不由自主地沮丧。后来发展到，一拿起文献，就会想起中学、二姨和那次旅行的回忆。
虽然我学心理学，但与临床相距甚远，所以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想，只能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了。
我花了六小时的时间讲述了自己所有的遭遇，咨询师诊断我为广泛性焦虑障碍。
医院任职的精神科医生听了我陈述后，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以后我的孩子不能让二姨接触。
我感觉专家真的和父母不一样，似乎看到了被拯救的希望。
我把医生诊断报告邮寄给父母，并告知他们我的病情。他们起初不为所动，后来虽承认事实，但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我。
我真不明白，一个孩子的心理问题都是由自己造就的？
21
心理隐患的集中爆发，社交和适应能力的缺陷，加上研究方向的选择失误等，使学业异常艰难，不过还是一步一步走了下去。
硕士毕业前夕，我为敷衍父母，给姚奉献打了个电话，意思是，感谢她的照顾。
但她最后来了一句，“你们那些人用什么药，什么仪器啊做实验......可要注意安.....”我没等她说完就挂了，觉得太可笑了。
这个父母极力讨好的人，一直声称和我做朋友，主动提出帮我改申请的人，居然都不知道，我学的是心理学。
毕业后，我给父母写了一封邮件，列举了姚奉献的各方面问题，希望父母以后不要再强迫我和她交往，同时也希望父母能理解我。
谁知父亲居然在回信中说，“要学会跟有问题的人交往”，“你必须学会跟任何人交往，听着，任何人！”。
信的末尾，居然是“祝正常！”
对，我忘了，我有心理问题，不正常，父母都要祝我正常呢？！
22
读研期间，我一直接受心理咨询，现在又拿到了学位，心情一度好转，结果，这封信让我一下子坠入冰窟，瑟瑟发抖。
过去无数的悲凉和伤痛像电影一样闪过。
我跟很多人谈了这次和家人的冲突，唯独没有再和家人谈过。
我慨叹：如果教育的目的就是控制孩子，那我的父母真的是出类拔萃呢！
我面临二选一：要么把过去经历的那些事情称为爱，要么承认缺少爱。
我选后者，因为前者无法与我的认知调和。
从那时起，我用“情感的孤儿”描述自己。
23
我给姚奉献写了一封简单的绝交信，并直截了当地指责我的父母没有骨气，意在彻底摆脱所有人的控制。
结果可想而知，招来父母歇斯底里的大骂。
我突然发现，我是父母用来讨好姚的工具，一旦工具不再听话，他们就立即反目成仇。
记得父母在信里说的那些话，“为人交往最重要的是趋利避害”，“只要有必要，可以跟任何人搞好关系”。平日里宣扬的什么科学、道义、信仰、原则，都弃如敝履。
我实在没办法苟同父母的“社交圣经”，也没办法假意奉承任何人，更不能赞同父母急功近利的价值观。
我的整个六年中学阶段，就被父母对单位领导的谄媚中葬送了。
好不容易远离了父母，我不想再被这种病态的控制绑架！
父母执迷不悟，而我，已经逐渐成长和觉醒。
24
回到开头，我在第二年春节，给父母写了一封邮件，正式与他们决裂。
父亲回信，说我“病得不轻”，并建议我“回家休养”。
我没有回复。
几年后，第二百五十一中学倒闭，成为清阳八十年代以来唯一一个被解散的中学。
姚奉献因政治问题被查，父母立即与其断绝一切交流。
向来说话“无法无天”的二姨惹怒了卧床不起的外婆，被全家族“抛弃”。
而我的路还要继续，或者说，重新开始。
从高中开始，我就一直在上进和厌学中挣扎。
硕士毕业后，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工作、到处旅行，但并没有治愈自己。
我知道，自身心理的修复是个极其漫长并且很可能曲折的过程。
出国前带我做心理科研的老师和几个朋友都鼓励我继续做研究，我决定坚持下去，至少为了那些关心和肯定我的人。
25
我的遭遇有一定的必然因素。我的父母都在情感有问题的家庭中长大，自然又搭建了一个不健康的家庭环境。
其实，我们三个，哪个不是心理缺陷的受害者呢？
但是目前，我没法叫醒他们两个，只能自己先一步觉醒。
至于我的故事，我发给过很多同辈朋友，希望他们“平等友善地与娃们沟通交流”。
我们和我们的子女，大部分都是普通人。然而再普通的生命，生而为人，也应当得到尊重，也有资格追求安宁或者精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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