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序言
患有神经症的人与我们一般人只是患病的程度不同而已，在我们现代社会，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的焦虑，感情问题、工作和学业问题以及其他的各种现代社会给予我们的种种压力，导致我们在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焦虑，而当这些焦虑聚集到一定程度和因个体自身的问题，或者这些基本焦虑没有得到有效释放的话，便会导致我们言行的失常，最终导致神经症。而神经症人格却又不仅仅是因为个体自身的因素，一个人在身体或性格上有缺陷是他产生自卑和神经症的重要因素，但其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亦是其产生神经症人格的一种基本动力，不同的生活和工作文化会导致不一样的神经症人格。因此，一个人神经症人格的发生是由其自身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造成的。若是一个人其自身性格上本就存在某些缺陷，然后在一定的文化中受到环境的影响从而产生一种基于“生物——文化”的神经症人格。“生物——文化”决定论奠基于弗洛伊德关于神经症的生物决定论与卡伦·霍妮的文化决定论，结合传统的精神分析与精神分析的文化学派，一个人的神经症是受到先天与后天两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一个人的神经症人格既然由其自身和环境共同决定，那么，在一定的学习和工作环境中，由性格和环境的不同排列组合便会产生形形色色的神经症人格，当然，能不能达到我所谓的神经症，还得看个体和身边文化对个体自身挤压的程度，有的人轻微而有的人会比较严重，对比而来，个体自身缺陷越明显，那么在相同的文化环境中，其就有较大的可能患神经症。公共行*，因为和*治与权力扯上了关系，因此，混迹于公共行*中的人难免会产生一种受人鄙视和受人尊敬的悲喜交加的境地。纵观古今中外，在*府里面的人因为进入了这个文化系统，同时又因为自身的因素而产生了*府里面的永恒话题——腐败。腐败，是*治系统中的一种最为典型的神经症人格，腐败包含多种行为，但其本质基本一致。因此，探析当今行*人的偏激和反常行为，可以从“生物——文化”的精神分析角度，对行*人自身的人格与其环境的交互影响作出探讨。在我们看来一些很反常的行为，在行*人那里却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以及我们自古以来就在探寻的腐败问题和行*人自身的一些基本矛盾，都可以从人格与环境的角度去加以阐释。因此，行*人的神经症人格，要看行*人自身，也要看其行*系统与文化。所以，大家在看这篇推文的时候，读完有时候会觉得我这是一种“泛神经症”，也就是，把很多行为都归结于神经症，犹如弗洛伊德“泛性论”一样，可能也有一定的道理，我也高兴大家能够提出质疑与批评。
02
行*人与神经症
NO.1行*人的基本概念
对于行*人的概念，从各个不同的学科来说，需要对其做出一定的界分很复杂，也比较麻烦。比如，从行*法学的角度来看，所谓的行*人是代表国家，并以行*主体的名义实施行*行为，其行为效果属于行*主体，这个时候才能说是行*人，是一种法学概念。从*治学的角度来看，行*人与国家公务人员也有很大的区别，行*人依据其行为而定，而国家公务员则相对属于静态，是一种编制身份。公务员只有在以行*主体的名义实施行*行为时才成为行*人。还有一个名称是*治人，*治人这个概念包含的可就更为广泛了，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认为人是一种天生的*治动物，包括广大公民，也包括*府管理者。美国著名学者李普塞特也认为现代生活中的人都是*治人，但其主要是从“民主”的角度去探析*治人，在此不做过多阐释。而我这里所谓的行*人，就是存在于*府系统当中，国家财*支持其基本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说就是国家公务员。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国家财*来维持其基本生活需要。其次，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所阐释的主要是精神分析学上的公共行*（管理）学，所以说，用“行*人”比较合适。
NO.2神经症的基本概念
神经症又称为神经官能症，现在统一为神经症，是一组精神障碍的总称，包括神经衰弱、强迫症、焦虑症、恐怖症、躯体形式障碍等等，患者深感痛苦且妨碍心理功能或社会功能，但没有任何可证实的器质性病理基础。又可以称癔症。
弗洛伊德的神经症思想：
弗洛伊德是较早进行神经症研究的主要学者之一，是“潜意识”的提出者，也是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关于弗洛伊德的生平和理论，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一些相关的书籍，在此我不可能完全写出来。但我看了一些名人传之后给我的感觉就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天才，或者说是人类知识的开创者，好像大部分都是他个体一生集中了较为突出的知识和现实矛盾，再加上自己的思考而得出了一系列能自圆其说且有说服力的知识系统。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明：知识创造=个体矛盾+理性思考。而现实矛盾，集中体现在知识创造者的身上成为其个体矛盾，个体矛盾融于社会矛盾，社会矛盾又由个体矛盾所体现。当社会一般矛盾与知识创造者个体独特矛盾混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其创造知识的基础（当然还需要理性思考）。社会的一般矛盾体现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身上但绝大部分人很难去创造知识，我们撇开教育不谈，因为绝大部分人没有独特矛盾，也就是说，没有武侠小说中的“奇遇”，终究难成一代豪侠。引领世界的人总是少数，伟大的哲人总是愁眉深思。言归正传，关于弗洛伊德与神经症，主要是关于他的对人格系统和“性”的创造性研究。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神经症是人格动力系统的紊乱和对性的压抑。他将人格系统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人格中最为原始的部分，包含了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和欲望，如饥、渴、性等，本我是邪恶的，他就像一头野兽，总是不安分，一切以追求快乐为本，又称唯乐原则；自我来源于本我，由本我而来的各种需求，如不能在现实中立即获得满足，他就必须迁就现实的限制，并学习到如何在现实中获得需求的满足。从支配人性的原则看，支配自我的是现实原则。此外，自我介于本我与超我之间，对本我的冲动与超我的管制具有缓冲与调节的功能；超我是人格结构中居于管制地位的最高部分，是由于个体在生活中，接受社会文化道德规范的教养而逐渐形成的。超我有两个重要部分：一为自我理想，是要求自己行为符合自己理想的标准；二为良心，是规定自己行为免于犯错的限制。因此，超我是人格结构中的道德部分，从支配人性的原则看，支配超我的是完美原则。而神经症的产生就在于自我没能有效地满足本我和超我的要求。本我追求快乐，野蛮而难以驯化，当本我的要求过于强烈而自我却不能控制时，超我就会对自我发出警告，让自我备受良心的谴责而感到痛苦，引发焦虑与不安。比如，一个懒汉太饿了想偷包子吃，当他偷完吃饱后又会因为自己偷盗的可耻行径而感到懊悔与自责，如果这个懒汉自尊心很强而饥饿又在那一时控制了他的话，那么当他吃饱发现自己做出偷盗的行为之后，可能会引发更为严重的心理危机，甚至自杀。同时，神经症的产生与超我的严格分不开，每个人心理可能都会存在一种对事物的完美标准，而当骨感的现实使他无法达成自己的标准时就会出现不安和神经症行为。比如可能会有某个女生一定要找一个高富帅，但是当自己的条件不够而又不肯降低自己标准的时候，就出现不理智的追星行为和强迫症（换成男生追求白富美也行，此处无歧视）。总而言之，在弗洛伊德看来，三种人格的紊乱与不协调是导致神经症产生的重要原因。另外，弗洛伊德对神经症的研究与性紧密相关，弗洛伊德理论中，“潜意识”是基础，“性”是核心。他认为，一个人神经症的产生与之对性的压抑息息相关，简而言之，就是性欲没有得到满足而导致行为和语言失常。在弗洛伊德的著作里，基本上充满了性的字眼，从而导致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行为不检之人，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弗洛伊德对性较为保守，一生忠于妻子，要说他对性的研究，应该是性在冥冥中找上了他，而不是他对性的痴迷，一切为了寻找科学。需要注意的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性是广义上的，不是狭义的交配行为，所以称“泛性论”。以上就是对弗洛伊德与神经症的简单概括，总结来说，在弗洛伊德看来，神经症的产生是人格系统的紊乱和对性的压抑。
卡伦?霍妮与文化神经症：
卡伦·霍妮（KarenDanielsenHorney,-），医学博士，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中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妮是社会心理学的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她相信用社会心理学说明人格的发展比弗洛伊德性的概念更适当，是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著有《精神分析新法》、《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自我分析》、《我们内心的冲突》和《神经症与人的成长》等，主要将精神分析从本能论转移到了文化论。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神经症与弗洛伊德从人类本能的角度出发有很大的区别，霍妮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提出了批评与质疑，她认为，对于神经症的产生与定义仅仅从本能的角度无法很好地阐释一些神经症行为，从而会使得对神经症的治疗误入歧途，通过无数临床研究，霍妮发现了神经症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之提到弗洛伊德本能论的高度之上，认为社会文化因素是神经症产生的主要原因，而不是本能的原因。因此而诞生了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当然，霍妮批评弗洛伊德，但他自己并不否认弗洛德的伟大，他依然是一代宗师。文化神经症，顾名思义即神经症的定义和产生跟社会文化紧密相关。在此，就要说到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在霍妮看来，对于一个人行为“正常”或“不正常”的划分跟社会文化和普遍认同的行为模式有关，我们正常人与神经症病人难以有明确的界限，她认为神经症的产生是由于心理的恐惧和对抗这些恐惧的防御措施以及为了缓和内心的冲突而寻求妥协时导致的一种心理紊乱。并且霍妮还表示，只有心理紊乱而导致的行为与社会普遍认同的行为模式不一致的时候，即“不正常”的时候，才称之为神经症。我们依然以上面那个偷包子的懒汉为例，那个懒汉饿了想偷包子，但是他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没有去偷，但是饥饿也还在折磨他，于是他可能在大街上边走边自言自语“不行，我绝对不能偷东西，太特么羞耻了，哥是个文化人。”而这种在大庭广众之下一直重复着自言自语的行为在我们整个社会看来是很奇怪的，反常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位懒汉因为寻求妥协（想偷包子而没偷自言自语宽慰自己）而产生了神经症。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习惯于在大庭广众之下重复自言自语或者以之为智慧的象征而受到崇拜时，那么，如果那个懒汉到了那个社会，他的行为在那个社会中就不能称为神经症。这就是文化对于神经症的判定。
神经症人格的“生物—文化”决定论：
神经症人格的“生物—文化”决定论，即一个人神经症的产生取决于自身生物原因和社会文化两种原因，社会文化因素不仅仅对神经症起到判定作用，还起到促进作用，这两种因素单独或共同型塑了神经症。比如一个人因为从小性格孤僻怪异，经常沉默寡言而因此在学校经常受到同学们的嘲笑，久而久之，其因受不了嘲讽而突然变得间歇性发狂。这里，生物因素是他自己性格，社会文化因素是来自于同学们的嘲笑，而间歇性发狂在我们整个社会来看是反常的和怪异的，所以可以说他患了神经症。而我下文所说的生物因素是从弗洛伊德的人格动力系统出发，一个人的人格动力系统在行*体制之内发生紊乱，从而造成行*人的神经症人格。
News
03.行*人的神经症人格及其消解
NO.1行*人的人格动力系统
首先要说到什么是人格动力系统。在弗洛伊德看来，人格有本我、自我和超我，再简单描述一下，本我是人格中最为原始的部分，包含了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和欲望，如饥、渴、性等，本我是邪恶的，他就像一头野兽，总是不安分，一切以追求快乐为本，又称唯乐原则；自我来源于本我，由本我而来的各种需求，如不能在现实中立即获得满足，他就必须迁就现实的限制，并学习到如何在现实中获得需求的满足。从支配人性的原则看，支配自我的是现实原则。此外，自我介于本我与超我之间，对本我的冲动与超我的管制具有缓冲与调节的功能；超我是人格结构中居于管制地位的最高部分，是由于个体在生活中，接受社会文化道德规范的教养而逐渐形成的。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症的产生是人格动力系统紊乱而导致的，自我不能有效调解本我和超我的要求。行*人的人格动力系统也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但是由于行*人处于行*系统和具体的行*文化当中，因此，其本我、自我和超我便有了行*文化的影子从而与常人稍有差异，因为在行*系统当中，其有具体的人格情境（权力等）从而使得每一种人格分别呈现出不同的表现。比如，我们一般人的本我有最基本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而行*人的本我当然是包括我们一般人的本我的，但是由于其与权力、财富、服务、牺牲奉献等紧密相关，因此，行*人的本我处于更加被压缩的空间之内，并由于权力的染指其本我也更容易被释放。行*人的自我需要根据现实原则来平衡本我和超我，毋庸置疑，行*人超我最明显的便是为民服务，仅仅从人格上来说，这应该是其在行*系统中最高的道德表现，当然，也是最一般的职责所在和最应然的道德表现。而行*人的自我一方面需要听从为人民服务的指挥，一方面需要协调内心本我的需求。这里的为人民服务包括廉洁的行*人一切的廉洁行为。
NO.2行*人神经症人格的基本类型
1.超我导向型神经症：
神经症，结合弗洛伊德和卡伦霍妮的说法，是人格系统紊乱或内心冲突与恐惧，以及为了缓解这种冲突与恐惧而做出的一系列防御措施，如寻求妥协时导致心理出现了问题。这里所谓的行*人超我导向型神经症即因为超我对行*人自我的谴责，而这里超我为什么要谴责自我呢？可能存在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本我已经完全释放出来了；二是本我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三是本我没有释放出来但倾向很明显。任何一种都可能导致超我对自我的谴责而导致神经症。首先，行*人超我导向型神经症人格是抑郁与自杀。抑郁与自杀，从本我释放的程度来说，更可能是行*人本我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从而导致自我受到超我的强烈压制与谴责时导致的一种神经症人格，因为本我释放得越彻底，超我对自我的压制与谴责就会越强烈，从而症状会越严重。抑郁症，从专业术语来说，又称抑郁障碍，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是心境障碍的主要类型。临床可见心境低落与其处境不相称，情绪的消沉可以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自卑抑郁，甚至悲观厌世，可有自杀企图或行为；甚至发生木僵；部分病例有明显的焦虑和运动性激越；严重者可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每次发作持续至少2周以上、长者甚或数年，多数病例有反复发作的倾向，每次发作大多数可以缓解，部分可有残留症状或转为慢性（百度百科）。那本我得到了充分释放又是什么意思呢？即行*人在其职权范围内基本上把所有贪污腐败行为都做了一遍，当然，这有点儿夸张了，但意思就是说他贪污腐败很严重。比如，某位行*人，其本我有对权力、财富、美色等强烈的追求，而当他因为拥有权力而使得这些本我大部分得到满足之后，就可能在后期受到超我和法律的压制从而产生抑郁。而现实的法律与制度会通过后天的学习进入到人格的超我系统，因此，行*人抑郁与自杀可以说是由超我压制而产生的。这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很多行*人在实行贪污腐败行为之后（本我释放之后）严重的会走极端，同样，对贪污腐败的惩处力度越大，即法律与规章制度的约束越紧，则行*人的超我人格则会通过对法律规章的吸收内化为超我的一部分从而对行*人的自我施行更为严格的谴责，从而导致行*人实施贪污后（本我释放之后）在更为严格的超我监视下产生严重的神经症。据此推测，对贪污腐败行为的惩处力度越大，行*人的抑郁与自杀行为会增多。很多人可能会说那是当然啦，这是因为害怕（担心）自己被查所以压力大受不了啊（畏罪自杀）。听起来没毛病，但类似“害怕”的词，害怕、焦虑等更多的也是一种描述心理状况的词。而且据统计，十八大以来中国患抑郁症和自杀的官员显著增多。当然，不排除工作压力大而导致的抑郁和自杀。其次，行*人超我导向型神经症人格是乐于慈善与迷信。而此种神经症的产生更可能是其本我的不充分释放，即行*人还没有坏到骨子里，因此，其超我对自我的谴责与压抑不是很严重，远远没有达到抑郁与自杀的程度，当然，这也与行*人本身的各种素质有关，在这里我们不考虑这种因素。那为什么会是慈善与迷信呢？行*人靠国家财*吃饭，按道理，慈善本不是行*人职责范围之事，因为一般的行*人根本没有那么多钱进行慈善，除了用权力进行操作。不可否认有的行*人借着慈善的名义捞钱，但可能某些行*人的慈善行为是出于自己内心的愧疚。如在贪污之后，即其本我释放之后受到超我和良心的谴责，从而用自己所贪污的资源去进行慈善或者用权力操作进行慈善，如修建学校等，从而力图弥补自己的过失让自己心安。那为什么很多行*人乐于迷信？这跟其做慈善如出一辙，有的行*人喜欢算命，喜欢求神拜佛，家里买几尊菩萨或佛像供着，可能有的是求官运亨通，节节高升。也有可能是行*人在进行贪污之后受到超我和良心的谴责从而促使他进行迷信活动，求神拜佛以求神的宽恕和心安。最后，行*人超我导向型神经症人格是辞职固着。这是我的一个猜测。什么是辞职固着？即内心想辞职但是又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辞职，从而导致行*人在其岗位上的长久性敷衍。那为什么会有辞职固着？从神经症的角度来说更可能是行*人心中本我的倾向与超我的警告相互作用。即行*人的本我没有释放出来（或者一丢丢），但是一直影响着行*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而其超我也无时无刻不在监控着自我，使得本我不能释放，由于本我没有释放或者释放一丢丢，导致超我没有对自我做出谴责行为，只是监控着而已，因此，超我和本我处于一种胶着状态从而导致自我内心的丝丝矛盾。再通俗一点，比如行*人一直想着多贪点儿钱却一直没有付诸实践，但这种促使他贪污的潜意识一直在作祟，因而行*人害怕自己有一天真的贪污受贿了，所以就想着辞职，但是又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辞职，也就这么一直拖着，没有贪污，也没有辞职。在我看来，这种状态看似简单但应该是最痛苦的，因此，其工作也只是混日子。
2.本我导向型神经症：
行*人本我导向型神经症，是指行*人的本我得到释放而产生的一系列不正常行为，这里与超我无关。这种行为由于行*人所在的行*系统的权威性而显得更为受人
